中华中医文化事迹：《伤寒类方》

《伤寒类方》，伤寒著作。不分卷。徐大椿编释。书成于1759年。徐氏研究《伤寒论》不以六经分类，他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遂将《伤寒论》中113方分为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栀子汤、承气汤、泻心汤、白虎汤、五苓散、四逆汤、理中汤及杂方共十二类，每类先论主方条文，次以同类方条文附述于后，再次附注文并方药加减。末载六经脉证及别证变证，条理比较清楚。1949年后有影印本。

从医经历

“终日遑遑，总没有一时闲荡。严冬雪夜，拥被驼绵，直读到鸡声三唱。到夏月蚊多，还要隔帐停灯映末光。只今日，目暗神衰，还不肯把笔儿放轻”。

这是清代名医徐大椿自述生平精研医经典籍的词句。

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县人，生于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卒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他出生在书香之家。曾祖父好古博学，积书甚富。祖父举博学宏儒，官翰林院检诗，纂修明史，是位饶有隐逸风格的词章之士，平生工于诗古文辞，在文苑中很有声名。父亲徐养浩，考授州司马不成功，也是位读书人。徐大椿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长辈们寄以读书做官、承继祖业、克振家声的希望，那是自然的事。然而，徐大椿却淡功名利禄，不屑八股文；相反，对经学和医学却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就自选了一条学医济世的道路。

徐大椿十四岁已对学时文感到厌烦。他老师启发说：“时文有止境，只有经学才是无止境的。”，于是他就一心扑在经学上，其中用心最多的是《易经》，旁及诸子百家。专心致志地探求各种实用的学问，终于在诗、文、书、画、天文、历算，音律、击刺、算法、水利，尤其是医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徐大椿家人多病，三弟患痞病，父亲遍请名医诊治，徐灵胎亲自制药，医理稍通。然而四弟、五弟相继不治而亡。父亲因此悲伤得病，终年医药不绝。他深深感到医学的重要，也气愤于当时庸医之医术低下，于是愤而学医。他把家藏几十种医书拿来读，朝夕披览，日久通其义。

从他开始学医的五十年中，经他批阅的书约千多卷，泛览的书约万余卷。据《苏州府志》记载，他穷经探《易经》，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既益泛滥，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刀剑、技击、勾卒、嬴越之法，没有不通究的，而对于医更是深研。

徐大椿认为读书要从源到流，上追灵素根源，下治汉唐支派。首先熟读《内经》、《本草》、《伤寒》、《金匮》等古医典，继而博览《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以下各书，取长补短，以广见识，然后多行临证，把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联系起来，这才不会落入窠臼，步入偏见。

徐大椿很强调“学古”，对“古法”推崇备至，有“宗经法古”的思想。但是，他并非“食古不化”，相反，还有“疑古”的精神，敢于批语前人的得失。他读古书坚持了“掇其精华，摘其谬误”的原则，往往把读过的书，重加整理注释，节其冗，取其要，补其缺，正其伪。他读《难经》，就将其原文与《内经》对照，经过校勘，发现了许多新义，并指出了它不少错误。《难经》中有“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一句，他指出这是错误的，并作出恰当的解释。当时医界中，盛行承袭明代以来“温补派”的治法，用药不考虑病人的体质，仅执一、二温补之方，通治万人不同之病，所谓“执一驭万”。他们的方里往往十有九味是参、附、姜、术、茸、熟地等竣补辛热品，结果药证相逆，杀人无数。面对这种情况，徐大椿郑重地指出：医家要实事求是地诊断病情，用药必须十分慎重，不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温补。他在《医贯砭》中，语气有些过激地批语了明代医学家赵献可专以六味、八味为治，尽废古人经方的做法。他又在一篇《人参论》的文章里告诫人们，绝对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在与错误偏见斗争中，他总结了如下经验，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要精思历试，不能为邪说所误，这是可取的。

在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写的《徐灵胎先生传》里提到的两个有趣病例就足以证明徐大椿不仅在临床实践中印证书本的知识，而且结合实际，把前人的经验加以整理提高，写出了十几部很有价值的医学著作。其中《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砭》、《兰台轨范》、《伤寒类方》等。据王孟英说，后学均奉为金科玉律。他的《兰台轨范》、《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尤为一般中医所喜爱。徐大椿治学的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往往十年“磨一书”。在《难经经释》序中，他说，他研究医学十余年，乃注《难经》，又十余年才注《本草》，又十余年才作《医学源流论》，又五年才著《伤寒类方》。写《伤寒论类方》，他已满六十七岁，完稿后又钻研了七年，五易其稿而成。

徐大椿一生治好了不知多少病人，远近求治者络绎不绝。当时的皇帝乾隆，也多次召他上京治病。最后一次召见，是在他七十九岁，正当卧病不起时，推辞已属枉然，他只好叫儿子陪扶前往，并带一具棺材，准备途中随死随殓。果然到京第三天他就病死了。临终自拟墓门对联一副：“满山灵草仙人药，一径松风处士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