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中医文化事迹:《医醇剩义》

《医醇剩义》为费先生晚年所著,本书原名为《医醇》有二十四卷,初刻于1859年。未及印刷完成,毁于兵火战乱之中。作者晚年回忆战乱中所遭受的痛苦,尤其痛惜《医醇》一书未能付梓,加之老病日增,左足偏废,步履艰难,坐卧一室,乃凭记忆追忆原书《医醇》内容,但“不及十之二三”,遂改名为《医醇剩义》。


该书于1863年(同治2年)辑成。《医醇剩义》汇录费氏生平治疗心得,以察脉、辨证、施治为三大纲。主张治病不拘泥古人成法,亦不趋奇立异,而宜通变化裁,归于平实适用,力倡和缓之风。本书共四卷,列述风、寒、暑、湿、躁、火六淫之疾,以及虚劳内伤等诸杂病。先讨论病症,随后载编作者自制方,后附古方,使读者先明了了每病治法,然后参照古方,体会出所以化裁运用之理,充分体现了费氏学术思想及特点,对于后世临床很有帮助。

从医经历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费伯雄避居扬州期间,一时请他看病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据史料记载,费伯雄曾先后治愈清道光帝的失音症,皇太后的肺痈。道光十二年(1832)与印墅吴南耀同受知于江苏巡抚林则徐时为其治过病,也为左宗棠医治过。咸丰八年(1858)清军江南大营主帅向荣咯血于丹阳,其帮办、江南提督张国梁(又名嘉祥)来孟请其去丹阳医治,向荣愈后赠匾额,誉其谓“费氏神方”。凡经他切脉,便能“晰脉知微,察如丝缕”,掌握病情。他用药以“培养灵气“为宗。论医戒偏戒杂。谓古医以“和缓”命名,可通其意。他认为习医在学术上要强调师古法古方,然而制方用药关键在义理之当,不可拘泥,不在药味之新奇。他反对用不变之方去套千变万化之疾。诊病时必须明经络,知病由,能立法,会变通。即针对各种不同病因,灵机应变,方能显效。他认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方能神奇”。因此,他开的处方,用药总以“协调阴阳,顾护正气”为前提。


费伯雄医德高尚。当时,医风不良,他大声疾呼:“欲救人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则利心自淡矣!利心淡则良心现,良心现则畏心生。”又说,“医虽小道系甚重,略一举手,人之生死,因之可不敬惧乎!”他平时临症施治,不敢掉以轻心,常以局外之身引而进之局内之痛痒相关。


费伯雄行医名传大江南北,一生治人以万计。所著医书,尤于杂病最详,略于伤寒,最初著有《医醇》(24卷)、毁于战火,后撮其要义,辑成《医醇賸义》(4卷),总结了他一生治疗杂病的学术经验。其余有《食鉴本草》(1册)、《医方论》(4卷)、《怪疾奇方》(10卷)和《留云山馆文诗钞》等。

著书论作

清代医家。字晋卿。江苏武进人。世业医。少举业,弱冠有文名。后弃儒承家学,究心祖业,博览《内经》、《伤寒》及后世诸名医著述,取其精要,去其偏执,于脉学及杂证尤有心得。咸同间(公元1851-1874年)以医名,远近诣诊者踵相接,所居遂成繁盛之区。持脉知病,不待问。论医戒偏戒杂。谓古医以和缓命名,可通其意,主张“和治”、“缓治”。师古而不泥,不趋奇立异,以平淡之法获效。推崇李东垣温补脾胃,朱丹溪壮水养阴之法。道光年间(1821-1850年),太后患肺痈,诏伯雄诊视,获愈。赐匾曰:“是活国手”。道光帝患失音,进药亦愈。赐联曰:“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著《医醇》二十四卷,惜毁于战乱。同治二年(1863年)追忆原书内容重撰,仅得十之二三,易名《医醇剩义》四卷。另著《医方论》、《食鉴本草》、《本草饮食谱》、《食养疗法》、《怪疾奇方》等。子应兰、孙绍祖、荣祖均传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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