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医药源远流长，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居住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民族性、传统性与地域性，其形成发展与本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生态环境及族系密切相关，是祖国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

生活在山林中的傈僳族，山高林密，水激堑深，交通不便，地理环境封闭，这不仅造成了傈僳族游猎游耕、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原始的以物易物交换分配的经济方式，而且使其家庭社会组织、行政管理等具有独特的山林特点。过去的怒江地区，一到春天，到处毁林开荒，今年砍这山，利用草木灰肥种上一两年庄稼，肥力丧尽后又砍另一山，年年开荒，年年丢荒，破坏了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新中国成立初，怒江峡谷的三个县有耕地25万亩，其中，15万亩是不固定的轮歇火山地的半固定的锄挖地，基本沿袭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傈僳族地区在商品交换（买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大部分都是通过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的。这种以物易物不仅在固定的集市进行，也在山村野外集市进行。如19世纪末碧江人和兰坪人曾自约在碧江织楞寨子东边叫旺初的老林里进行交换。每当兰坪人来这里交易时，在碧罗雪山顶放一枪火药枪，碧江热便立即上山同他们进行交易。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十碗白酒兑换一斤黄连，一筒贝母兑换一筒盐，一头黄牛兑换八至十斤黄连等等。

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疾病斗争过程中，为了本民族的健康、繁衍，傈僳族先民逐渐对人体生理、病理及病因有了初步认识，获得了一些医药知识，积累了利用当地生长的草药、动物药防病治病的经验，产生了本民族经验型的民间医生，形成了特有的傈僳族医药。

傈僳族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文字产生较晚。解放前，居住在高半山区的傈僳族大多处于“居山林，无屋室”的原始社会末期，由于受农奴主（土司）的残酷统治及交通闭塞的原因，傈僳族终生被锁在万山圈子里，失去了接触先进科学文化的机会，生产生活中长期沿习原始的粗放经营，且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靠刻木、结绳记事。虽然傈僳族医药历史悠久，但由于傈僳族历史上无文字，对其医药的发展，历代文献记载甚少，其民族医药的历史难以考证。

历史上没有专门的典籍记载傈僳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但我们仍可在一些古籍中查找到傈僳族医药的一些零星的记载。虽然这些记载较为粗略，对内涵丰富的傈僳族医药也难免挂一漏万，但从中仍可观窥到源远流长的傈僳族医药发展史。

在以汉文记载的傈僳族史籍中零星记载了傈僳族民间医药内容。唐朝时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栗粟”的族称，傈僳族先民就有了“毒箭射虎、草根治病、树叶止血”之传说。明代《景泰云南图经志》卷四载：“北胜州（永胜）有名栗粟者，巢处山林，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傈僳族已懂得利用箭毒来狩猎。明代后期，傈僳族社会从家族伙有共耕制逐渐过渡到个体私有制，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医药水平也随之进步。傈僳族同胞逐渐懂得了商品交易，一些药材如贝母、黄连、黄蜡等已成为当时名贵的土特产，药材交易为傈僳族同胞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清嘉庆二十年（1816）的史料中明确记载了傈僳族先民与其他民族交易药材的情况。

傈僳族非常喜爱唱歌对调，有“盐，不吃不行；歌，不唱不得”之说。民歌朴素感人，曲调丰富，传统舞蹈多为集体舞，有模仿动物的，也有表现生产生活的。傈僳族同胞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以歌代言，以歌代答，形成喜好民歌的传统。傈僳族古歌《创世纪》就是传统叙事的傈僳族民歌的代表。《创世纪》是傈僳族历史发展中的百科全书，既是傈僳族劳动人民创造的口头文学作品，又是我们认识傈僳族历史生活的宝贵材料。诚然，文学不同于历史，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神话传说当作史料来引证。但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折射和反映，我们可以借此来探寻傈僳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概貌，特别是对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来说，离开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就无法认识它的真正面貌。《创世纪》内容以迁徙为主，还包括哲学、宗教、占卜、艺术、牧耕、医药、道德、战争等内容。《创世纪》只由为数很少的毕扒用口传的方式掌握着。在傈僳族的生活中，毕扒和《创世纪》古歌显得相当重要，可以说不可缺少。“毕扒”是傈僳中有学识有修养的人，他们熟知傈僳族的历史渊源，通晓史事典籍和占卜，还懂得天文历法医药等知识，可称为古代傈僳族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受人尊敬。傈僳族古歌《创世纪》中有关医药的记录：“全力医治：自从你病后，全家都很急，请了勒扒来，帮你驱鬼气；买了四方药，来给你治病，但还是不行，你还是死去；不要怪你儿，不要怪你女，这是上天意，这是你的命。”这反映出傈僳族先民在与疾病漫长斗争中，已逐渐形成了自己本民族对疾病的认识的一些常识。

恒乍绷是嘉庆初年维西康普一带的傈僳族宗教族人，也是傈僳族医药的代表人物。根据道光《云南通志稿》卷105载：“澜沧江外傈僳恒乍绷幼学端公，占卜治病，人称沙泥（华言活佛），在康普打鼓念经，人民悦从。头人和旵仁惧惑众，逐之。嘉庆六年冬，岁饥恒乍绷率饥民向康普古剎两寨借粮不得，遂暴动。总督琅玕派兵来击，恒乍绷避至江外，七年冬，江内降夷夏勾结恒乍绷劫掠各村寨，上命琅玕再往剿。八年九月擒恒乍绷正法，并掘其祖墓，傈僳平。”又据《滇系•事略》载“（嘉庆）八年癸亥维西力些（即傈僳）藤鮓蚌(即恒乍绷）纠众作乱，总督幵驻剑川集兵剿之，逾年始授首，余众咸就抚。藤鮓蛘知医药，所治病既俞（愈）只搏酒食，却钱币，诸夷咸相亲爱。驻防某千总吓以邪教，得赂方止，已非一次。继之者大有所欲，诱而击之空室。于是夷众愤怒持械劫之去。驻防以作乱报，维西协副将即令千总以兵五十往，拘捕，反斗伤兵十余人，并杀千总，事逐不可己……”。传说恒乍绷生活在绵牙姑村，他从来不把官府衙门放在眼里，村里的老人说“我们傈僳族能出这么一个人才，就有希望了。不过，还是要让他读点书，学点知识才行”。于是，在老人们的主持下，全村家家户户设法拼凑了一些钱，给恒乍绷作路费，准备送他到西藏去读书。那时，平民百姓是不准在官府衙门前骑马通过的，但是恒乍绷过黄草坝塘官衙门时仍骑马过去，塘官一声令下，立即就有三四个塘兵冲出衙门，塘兵追上恒乍绷后，把他拖下马来，当堂按翻在地，狠打了八十大板，直打得恒乍绷皮开肉裂，鲜血淋漓。却说塘兵中一个小头目叫段应贤，他为人心地善良，又懂得点民间草药，平时很受士兵的尊敬。当他看到恒乍绷被打昏，心里过意不去。他想：这么大个傈僳娃娃，他又不懂规矩，训斥一下就行了，何必打得这么惨。想到这里，他急忙招呼了几个兵，悄悄地把恒乍绷抬到了他的住处，帮他洗伤口，又找来草药给他医治。几天以后，恒乍绷的伤势渐渐好转了，段应贤对他说：“我教给你几副药，这些药到处都有，平时伤风咳嗽，干活时被石头碰着，刀子、斧头砍着都可以医治医治。今后，凡事还是要小心些，瞧这回，打得这样，使人看着都心疼。”于是，恒乍绷就在段应贤那里边医棒伤，边学草药，还与段应贤结成了莫逆之交。等伤口好得差不多后，恒乍绷告别了段应贤，转回绵牙姑村去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明古国，除了汉族以外，尚有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都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知识和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体系。纵观我国少数民族医药发展历史，各少数民族由于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本民族医药实践过程中走过了不同的历史轨迹。傈僳族医药经历了萌芽和积累阶段，现仍处于具有医疗技术和药物实践经验，但无文字史料，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阶段。

傈僳族在采集、猎食植物、动物或其他偶然事件过程中，因误食而引起的中毒或某种不良症状减除等现象的发生，认识到了某些植物、动物和矿物对身体的作用，如此反复尝试和长期经验累积，逐渐形成了对动、植物和矿物认识和有目的利用经验，积累了解除病痛的医药知识，这个过程就是傈僳族医药萌芽阶段。在狩猎的过程中，傈僳族先民看到黑猴(白眉长臂猿)整天在树上溜来溜去如履平地，而癫痫病是人的大脑出了问题引起的，于是便认为吃黑猴可以治癫痫；蛇能长期在阴潮的地方生活，于是便用蛇酒来治风湿等等。

傈僳族随着本民族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环境、事物认知的提高，逐渐积累和丰富本民族医药经验，形成了民族医药的经验积累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民族医药知识通过口授身教等形式流传，在歌谣或早期书籍中出现了医药知识记载。“巫医合一，神药两解”现象是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

原始医药活动经历了漫长岁月，由不知到知，由无意识到有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天命，以祭祀鬼神、占卜祈祷等方法来预测吉凶，力求解决人类生活中遇到的许多疾病。在少数民族地区，生病被认为是鬼作怪，巫师是专事祈祷、祭祀的人。巫师利用某种“法术”与神鬼沟通，同时也掌握一些医药知识，成为医药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负责主持各种法事和医事活动，形成了民族医药发展过程中的“巫医合一，神药两解”现象。《宋史•蛮夷列传》记载“西南蛮夷，病不服药，维祷天鬼，谓其巫为鬼师”，是对当时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医药活动的真实反映。“巫医合一”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各民族皆然。随着生产力进步和科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对大自然的认识走向客观，对人体疾病的理解和医药经验的掌握更显从容，少数民族的医药活动也逐渐脱离了巫术和神鬼的影响而独立存在。

经过医药经验积累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医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藏、蒙、维、傣等民族生产力和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促使本民族医药理论逐步完善并走向成熟。而傈僳族由于生产力落后，社会文化发展迟缓，没有文字，医药知识仅滞留在经验积累阶段。

民国前，傈僳族居住在怒江境内的深山峡谷，与外界交往不易，在无外来医药的情况下，傈僳族先辈们通过漫长年代所获得的医药知识，产生了本民族的医生。因为没有文字，医药知识的传留和继承，只能是上一代口授指传于下一代。医药知识的代代相传，成为民族生存、繁衍必不可少的传统教育，而在相传过程中又得到了不断的实践、修正和补充。 二

怒江境内山地森林密布，谷地炎热多雨，历代被称为“瘴乡”，疟疾、结核、性病发病较多，傈僳族为了生存和繁衍，势必要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防治这类疾病的方法。他们善于用一文不花的野草治病，釆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路边沟边容易采到的瓜果蔬菜、植物动物，往往一病数方，一方数药，一药数用，具有简便廉价有效的特点。傈僳族的“尼扒”和“尼古扒”对病人使用招魂，他们在给病人治病时，除了宗教仪式外，同样有着使用草药和其他科学的治疗手段。人生病了，如果看卦送鬼不生效，就搞些草药给病人服用。他们并非是专职的巫师，也不是专职的医生，他们把医药与巫术混合在一起，反映了处于前阶段社会形态傈僳族医药知识积累的一个方面。傈僳族世世代代置身于一种相对恒定的地域环境中，对周围生态环境中可以治病的天然药源十分熟知，对本民族传统的医药知识远比开放的先进民族更为普及和广泛得多。大多数人家在院内宅旁种植一些可以治病的药用植物。

怒江州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为中草药的生长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的同时，也适于各种病虫害的长年滋生繁殖，蚊子可以越冬活动，而致疟疾终年流行。傈僳族先民因生活贫困，营养不良，抵抗不了自然灾害和疾病的侵袭，经常游耕迁徙。民国时期曾多次发生霍乱、天花、伤寒、痢疾，高密度的疟疾流行，吞噬了许多村落，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新客怕雨水，老客怕干冬”“谷子黄、睡倒床”的民谣唱出了傈僳族同胞对疟疾的恐惧。怒江为蛮烟瘴雨所笼罩，行人裹足不前，商旅视之为畏途。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傈僳族先民在祈求神灵保佑和驱鬼的同时，不断积累朴素的卫生防疫常识，逐步掌握了一些当地的动、植物和矿物治病的单方验方，形成了傈僳族经验型的民间医生队伍。解放前，怒江州碧江县有零散民间草医53人，分散在农村，通过师徒授业形式代代相传，采用本地中草药为群众治疗一般疾病。民间草医中多数人是从内地流落到碧江地区定居的，未设诊所，临时应病人家属邀请到其家中诊断，所司业务为针灸、拔火罐、割治疗法、药物引产等，并有接骨、医治痢疾、花柳病的单方草药。1912年国民政府派出殖边队进驻怒江，中医随之传入。西方教会相继传入境内，带来了西医西药。傈僳族民间医药、中医、西医三种医学互相借鉴，不断发展，为傈僳族同胞的生存繁衍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卫生处派遣巡回医疗队到怒江州境内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卫生员、种痘员、防疫员，建立基层卫生组织。从根本上改变了怒江州落后的卫生状况。但傈僳族一般居于高山、坡地或河谷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和交通不便使得傈僳族地区的卫生医疗状况一直比较落后，傈僳族医药在傈僳族同胞的防病治病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傈僳族民间医生利用当地丰富的药物资源及长期积累的经验为群众治病，除运用一些单方、验方、秘方治病外，还兼施刮痧、割痞、放血、拔火罐、按摩、推拿、针灸等疗法，受到傈僳族群众欢迎。

1951年12月1日实施的《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提出“对于用草药土方治病之民族医，应尽量团结与提高”。20世纪50~60年代，怒江州各民族积极响应党和国家提出的“发展民族医药，拯救民族医药遗产”，号召“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努力发掘提高”。1952年贡山县卫生院吸收民间医生刘树槐到卫生院工作；1954年，怒江州卫生系统组织对福贡县境内民间草医草药、土方土法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民间没有发现文字记载和享有名望的民间专业行医者和单方、验方、祖传秘方留存于世。有几个为数不多的本地民间草医，只为本村本寨、左邻右舍患者找点草药治疗。1954年、1955年，兰坪县、泸水县相继召开中草医代表会议，泸水县从8个民族民间医生中收集到常用中草药74种，民间单方24个。1956年为了发挥民间医药的优势，兰坪县、福贡县召集民族民间医生献方。兰坪县献出单方、验方、秘方112个；福贡县献出单方50多个，交流中草药30多种。1959年，福贡县卫生行政领导组织召开了民间草医草药人员座谈会。被邀请到会的民间草医，口头介绍了民间常用草药100多种，土方土法50多种。并在当时医药条件差，技术人员不足的情况下，配合医治营养不良性水肿病4590例，收到良好效果。1966年5月，为进一步贯彻“袓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方针，怒江州卫生科在碧江县耕读学校举办第二期中草药培训班，并聘请泸水县中草医医生李盛堂和黄仲明作讲学医师。福贡县卫生系统派李文原、咱珍、黄友祥、钱文举、董学希、杨铂等6人带领各乡选出的32名乡卫生员参加培训。历时半年，边识药，边加工，边应用，验证了当地中草药治疗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价值，对促进福贡县、区、乡各级医疗机构自釆自制，认识应用当地中草药治疗疾病，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广大农村推广应用中草药治病创造了良好基础。利沙底区卫生所以中医人员为主，组成中草药研制小组，利用当地中草药自采自制，1年内先后研制出平胃散、风湿药酒、止血粉、九里光药膏、四季青药膏、理肺止咳糖浆、雪上一枝蒿针剂、鱼腥草针剂等。用理肺止咳糖浆治疗气管炎56例，均收到良好疗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民族医药医生的培养管理放松，随着年老的民间医生相继去世，一些袓传秘方失传。1972~1977年间，为发掘民间草医草药，各级医疗卫生单位曾多次召开中草药经验交流会，对福贡的中药、草药和民间单方、验方进行收集整理。同时还多次组织中西药人员，深入到高山、半山、江边一带对种植和野生的当地中草药种类进行实地调查。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共收集整理出当地种植和野生中药70余种，草药60余种。其中中药以黄连、木香、当归、羌活、独活、升麻、厚朴、大黄、天麻、贝母、石斛、辛夷花、草血竭、五味子、枳壳、重楼等常用中药，除供当地使用外，每年还有部分销往外地。此外，民间常用中草药、土方土法治病，虽无文字记载，但通过口头流传较广的也不少。①营养不良性水肿：用当归、茯苓、土党参炖狗羊肉内服治疗。②腹泻：用仙鹤草、石榴皮、土荆芥炭内服治疗。③痢疾：用草血竭、仙鹤草内服治疗。④软组织损伤：用青蒿加酒浸泡后外揉治疗。⑤小儿疳积：用九香虫经微火焙干内服治疗。⑥小儿感冒：用蚯蚓、人发焙干研末加葱白、蜂蜜外包小儿肚脐囱门治疗。⑦咽喉疼痛：用重楼粉调米酒内服治疗。⑧蛇咬伤：用水蜈蚣、绿升麻、蒲公英内服治疗。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民族医药事业十分重视。198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在改革开放的近几年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民族医药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族医药事业，不但是各族人民健康的需要，而且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族人民健康的作用”等等，传统医药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198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

各级政府对中医药、民族医药的发展十分重视。怒江州卫生局，在振兴祖国医药事业及开发利用民族医药宝库的历史变革时代，为了防病治病，实现脱贫致富的迫切需要，自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成立了“怒江中草药调查组”，历经三年零十个月的紧张工作，采制了药用植物177科、575属、557种（包括变种和亚种）标本，并编写了《怒江中草药》一书。《怒江中草药》一书中，记载了怒江州境内，现已查明的药用植物166科、502属、689种（包括变种、亚种），常用药用动物32种，并指明了药物的采集季节、临床用药等注意要点，是一部地区性实用本草。《怒江中草药》收载的种类按科归类。科的顺序排列：厥类植物选用秦仁昌系统；裸子植物选用郑万钧系统：被子植物选用哈钦松系统。科内按每一种药物的拉丁学名，顺序排列。每种药物有中文名、拉丁学名、别名、生境、采集加工、性味功能、主治用法、附注等；为了突出傈僳族药的特点，本书加了傈僳族药名音译项。《怒江中草药》是一部比较完善的整理总结云南省傈僳族药的有价值著作，对保护、开发、利用怒江药用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继承发扬傈僳族药作出很大贡献。据怒江州社会、经济、环境的具体实际，有效保护和确保植物药用量，合理高效的开发利用和大面积规范化种植，走资源节约型、产品高科技的中药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医药宝库的一枝新葩——《怒江中草药》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总结傈僳族人民利用动、植物资源防病、治病经验的药物书籍。它的出版问世，不仅结束了自古至今傈僳族人民没有文字记载药物的历史，而且对于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丰富、充实祖国医药学宝库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填补了我国民族医药学的一个空白。

中国民族医药学的奠基人之一曾育麟教授在《滇人天衍——云南民族医药》一书中作了如下记述：“《怒江中草药》，云南科技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书由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卫生局组织周元川、木振荣、木春富、木顺江等人员执笔，从调查采集标本、鉴定学名，到编写成书出版，历时三年零十个月，是我国第一部傈僳族药书。该书包括植物药689种，动物药32种，釆用汉文与傈僳文双语对照。”

在曾育麟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药志》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分别收载了14种、11种、5种傈僳族药，《云南药品标准》（1974年版)收载了岩血竭和岩陀两种傈僳族药。周元川于1991年在《中国中药杂志》中将丘西克（鼠尾粟）、纳帕奧南（火筒树）、布鲁兹（大将军）、泽（花椒）、吉（棕榈）、伊夸（多花蒿）、阿莱奥戈洛(石莲子)等12种傈僳族民族药公之于众。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2001年3月成立了怒江州民族医药研宄所，怒江州的民族医药学术活动得到进一步开展，傈僳族医药也越来越受到了外界的关注。但与其他民族的传统医药的传承与发展相比，傈僳族地区民族医药发展还是滞后，至今为止没有发现有成熟系统的民族医药开发使用事实和记载。

为了进一步加快民族医药的发展，解决影响民族医药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为民族医药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科技部于2007年启动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宄”。针对尚未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许多珍贵的医药资料散在民间、处于濒危的边缘，其中许多原始的医技医法和疾病诊治经验随时都有失传的可能。设了开展这些民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的课题“10个尚未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抢救性研究”。通过3年对尚未开展发掘整理哈尼族、布朗族、德昂族、傈僳族、怒族、阿昌族、仫佬族、鄂温克族、满族、佤族等10个民族医药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编撰各民族医药专论，从而对这些民族医药进行原滋原味的保留、保护，为开展更广泛的民族医药抢救性发掘整理提供示范研宄，为今后开展这些民族医药的深入研究提供科技支撑。

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在课题实施的3年时间中，课题组成员对云南省80%以上傈僳族聚居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走访了怒江州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迪庆州维西县，德宏、保山、大理、迪庆、丽江等不同州市各县的多个傈僳族乡以及散在的傈僳族聚居地，覆盖了傈僳族州、县、乡（镇）、村寨各级。首次系统地对云南省傈僳族医药历史沿革和现状进行了广范围的调查，并发表了傈僳族医药现状的相关学术论文“云南跨境民族傈僳族医药现状调査”。从官方文献资料获得傈僳族历史上无著名的医药学家；无非本民族医药机构开展民族医药工作；无傈僳族民族医药机构设置；无傈僳族民族医药学术性团体、无傈僳族和民族医药专业报刊创办发行。傈僳族医药经验是采用口承传授的方式，所以傈僳族没有对医药的文字记载，更无相关的书籍可考证。对于属于袓传的现仍在行医的傈僳族民间医生来说，其家族医技医法的传承可溯源到祖父母或外袓父母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