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医药与巫属于拟人医疗体系，暂且不去考虑宗教信仰或巫术所达到的实际效果如何，而是从其社会文化的意义去思考，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解释。首先，巫术作为一种对超自然的操纵，我们可以了解到实施这一活动民族主体的世界观、生命观，进而更深层地了解这一民族的思维构成和内心世界；其次，巫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传统信仰和文化的某些特征，使个体间寻找到了认同和增加了彼此间的凝聚力；第三，巫术的治疗仪式虽然没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它长期被少数民族应用于治病救人的实践中，这一实践活动自古便伴随族群母体社会和历史演变的始终，而未曾终断，这说明了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从心理层面满足了人们对健康的向往，并可以增加病人克服疾病的信心；第四，无论外界如何去评价这一行为和思维方式，它始终为当地人所认可和推崇，并构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体系，根植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

一、傈僳族的“尼扒”

傈僳族过去不懂医药，土医也只能治外伤，人畜有病即以为是鬼怪作祟，请“尼扒”（巫师）祛鬼。祛鬼时先由尼扒侦查是哪种鬼作祟，而后杀牲驱赶。若病仍不愈，就另请“尼扒”侦查，再杀牲敬另一种鬼。因此有的往往杀牲数只，祭多次，但病仍不愈。这种迷信对人危害较大，有的人家因祭鬼神而破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对傈僳族人民的关心，随着无神论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这种迷信习惯有了很大的改变。

二、傈僳族的蛊毒

在中国，信仰蛊毒的民族历史上都善于使用毒药，它们是壮族、瑶族、苗族、布依族、侗族、黎族、水族、傣族、怒族、白族、纳西族、彝族、羌族、高山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普米族和广东、福建一带的部分汉族以及未识别民族摩梭人等共约20个民族。这些民族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也说明蛊毒的产生，有可能与多毒的地理环境有关。

在对蛊的信仰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族思想文化的传入，蛊的观念也受到冲击，它并不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吸收了外来蛊信仰中的某些因素。比如，汉人早期的蛊毒十分简单，从汉代以后的蛊毒，人为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便是受到来自南方少数民族蛊毒影响所致。在各民族的民间，很多群众相信蛊毒的真实存在，也甚信仰，蛊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放蛊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和不安定，蛊的恐怖可怕充斥了人们的头脑，因此，对蛊的预防验证渗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些甚至演化为风俗习惯（如壮族的交杯酒习俗，其本意就是防坏人放蛊的需要）或生活禁忌（如云南傈僳族地区，外来的客人不能随便去抚摸小孩子的头顶，自己认定是慈祥的抚摸，但他们看来却是放蛊要害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不愿意外出远行经商，原因就是怕遭别人暗算放蛊受损害，这样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经济、思想的发展，应引起严重的注意。

傈傈族有一种叫恋药的蛊毒，不论什么鸟若飞伏在地面就死的话，在鸟死之地，刮取一下些粉末，就成了蛊毒，若给外人食后，就可随你左右。它应用的思维也建立在接触律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