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族是从远古商周时期缓慢进步、生存、发展而来的古老民族，生活在亚热带被茂密森林包围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于受到交通阻碍、经济文化交流不便及异族统治的影响、社会进步缓慢导致本了民族的原始医药发展亦是缓慢的。

从商周时期到明代，布朗族基本上属于原始社会后期，原始宗教中的占卜、祭祀、图腾崇拜得到生存和发展，催生了布朗族的原始医药。《布朗族文化大观》说，据《逸周书•王会解》中又载：“成周之会……氐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州靡费费（狒狒）。”这里所说的“卜人”就是当时布朗族先民的称谓，以后历代的称呼也都基本相同，所说的丹砂等贡品（生活用品）亦均产自布朗族先民生活的怒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一带，《蛮书》中就曾有古永昌即出丹砂的地方的记载。而隋、唐、宋时期是从濮人中分化出来的朴子蛮，即现代布朗族、德昂族的先民一直沿用卜人的生活用品。到了宋朝末期布朗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单一的民族己完全形成。元朝以前布朗族的原始医药和其族源文化均处于萌芽状态。

据《勐海县卫生志》载：早在傣历639年（1277年）就有翔实的文字记载，民间广泛流传着傣医药的手抄本。傣族和布朗族的民间医生都把丰富的治病经验镌刻在贝叶上或书写在缅纸帖上，成了贴身的行医手稿世代相传，形成了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李拂一先生在《十二版纳志》中记述：“摆夷蒲蛮（傣族、布朗族）病鲜求补医，以赕佛送鬼为已疾之不二法门。间有医药亦极幼稚，诊断切脉望色似中医，药则无所谓丸散汤剂之作，无煅煨炙炒浸洗煎煮之制，概以生药就粗糙碗底磨冷水作服。处方多系单味，极三四味为止，不似时医用药之庞杂。惜用量过微，气味淡薄，非用大量，且非浸煮不能有效成分溶解于水中者，用等于无。纵使药症相副，亦虽奏效，摆夷之不喜医药，或以此耳。然亦有其历来相传之特效方药多种，其奏效之确实迅速有足惊者，如创伤骨折堕胎艾毒箭一类之方剂是也。”

元、明、清时期布朗族的行医人员均为“神药两解”及务农“兼业”人员，没有专职医药人员。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总结出了一些用草药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保留下来的传统医药，主要有简单易行的一些医技，方法多为刮痧、揪痧、针刺放血、京竹筒疗法、口咂疗法、石头疗法、牛舔疗法、熏洗湿敷、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疗法。用药多为就地取材，多用植物的根、茎、叶、花、果或全草以及动物药（鸡内金、穿山甲壳、黄鳝、野猪蹄、木奈何等）入药，主要以新鲜药物为主药，配方药剂多以煮服，间有用酒、水送服。用药具有单味多、复方少的特点，一般分为内服和外用两种。外用法主要有洗、泡、敷患处等。医术简练实用，易在民间推行。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卫生志》记载：民国年间有一布朗族民间女医生，在双江勐库镇的公弄一带行医，她有丰富的接生、医治妇产疾病的经验，深受当地百姓的喜欢。

再有，因他们崇信鬼神，在医疗方面釆取“神药两解”的方法。

如双江公弄布朗族村傣老三家，数代兼农兼医，在治疗外伤、皮肤病、肠胃病方面很有疗效。他家祖上传下来的医术，除为病人抓药治病以外，还要念口功“驱鬼”，看鸡卦占卜。他们家中现仍存有祖上传下来的用佛经文字记录的口功咒语文本和鸡卦书。双江、澜沧、勐海各地的布朗族村寨都有如此情况。

然而，“神药两解”也好，草药偏方也好，用布朗族民间医术医治普通的常见病是有疗效的。但是，用于治疗疟疾、天花，甚至雈乱、鼠疫等恶性传染病，就显得回天乏术了。布朗族生存的地方，又是上述疾病肆虐的地带。

明清时期，瘴气肆虐，官方对“瘴气”束手无策，任老百姓自生自灭。民国时期，官方虽知瘴气疟疾原是疟原虫，但因为人力财力不足，防治不力，绝大多数人也只能听天由命。进入夏季，疟疾、痢疾、天花、瘟疫等各种传染病蔓延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与健康。1926年，在西双版纳布朗山的老曼峨寨，这个当时有百余户人家的村寨，因天花流行，先后死亡160多人，全寨只剩下几十户人家居住；1947年，布朗山新曼峨寨瘟疫流行，致使户户传染发病，在短短的两三月内，全寨死亡人数超过50人。双江在历史上也是疟疾超高流行区，同时又是全国少有的钩端螺旋体病流行区。此外，如天花、白喉、“流脑”“乙脑”、麻疹、百日喉、脊髓灰白质炎等10多种传染病长期流行。1947年至1950年，疟疾在勐勐坝暴发流行，各族群众死的死，逃的逃，全坝子48个村有17个村绝了人烟。位于今双江车站附近的尹甸村，原有100多户，到1950年只剩下10余户人家。整个勐勐坝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荒家破坟随处可见，景象凄凉万分。

西双版纳州的勐海坝也是闻名的疟疾流行区。建国前夕，疾病发病率高达90%以上，而且传染病的种类繁多，天花、霍乱、鼠疫、钩端螺旋体都有。这些疾病长期折磨着这里的人们，勐海坝原有20多个寨子，10000多人口，1929年疟疾等传染病暴发流行，有5000多人死亡，此后人口锐减，至建国初仅有6个小寨子，有14个村寨变为荒村，杂草丛生、野兽出没，景象万般悲凉。在疟疾流行的高峰季节，新生婴儿也被染上。过往客商有的死在旅店，有的死在半路上。建国初期，有关单位专门做过调查，因患疟疾而脾脏肿大的成年人占95%，12岁以下的儿童达100%。那时人们谈“疾”色变，人人自危。

解放后，政府致力于解除各族群众疾病痛苦，大力发展医药卫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