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不断侵入，仡佬地区的社会性质也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外国势力的侵入，一方面使仡佬族人民受到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另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也在仡佬地区传播西方医药，加上汉族人口的不断流入，也传播了中医学，这一切客观地促进仡佬医药与西洋医学和中医学的相互渗透，仡佬医药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仡佬族人民较早接受汉文化的教育，明代即办有学堂，仡佬族人中也出现不少有真知灼见的医药人才，如清同治十年（1871年），道真郑体仁医师收集整理汇编《新刊诸症妙方》一书,载有190余方，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花柳科等皆备，该书自序云：“从来积钱莫若行善，施药不如传方。体天道而行医道，述古以及今人。方虽多而从简，屡试则效。药亦浅而易辨，无有不灵。领是书者，可集一生安泰，再为传遍，以作普济之功，庶使老安少怀，则寿城同登矣。”如是观之，仡佬医药与祖国医学，西洋医学兼收并蓄，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仡佬医药在病因学方面，接受了中医学关于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的病因分类方法，认为，仡佬地区环境，风、寒、湿侵袭人体是主要的致病外因；情绪低落、贫困、忧虑、社会纠纷是主要的致病内因，而饮食、劳倦、意外伤害则称为不内外因……。

仡佬族医药在诊断学方面，也有所发展，由问病发药，发展到观察病人的神、色、形态来判断疾病的深浅和部位，特别是在脉诊方面,虽然没有中医学那样详尽和规范的脉学理论，但在实践经验中也知道，脉诊可判断疾病轻重缓急。如中医学认为“脉大为劳，脉极虚亦为劳。”仡佬医对脉的浮大中空，形如葱管,是疾病危急的现象也有认识，对脉微如绝，病人奄奄一息的表现是危候也能认识。

仡佬族医学在治疗学方面，由简单的推拿，疼痛部位的捶打，到接受中医的经络知识,形成自己特色的推拿手法，如仡佬医特色的小儿推拿,有“运水入土”、“运八卦、开虎口”、“上三交”、“打马过天河”、“开二扇门”、“关风入耳”、“摇头凤尾”等等，融入了一些中医的经络理论。

总之，仡佬族医药，由于时代及历史诸多因素的限制，虽未形成系统的医学理论，但仡佬医药却有传统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大有发掘整理的必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1951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卫生工作会议。随着全国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许多仡佬族医师进入各级农村卫生基层组织，以独特的医疗技术为广大农民服务，在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除害灭病、改井改厕等爱国卫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仡佬族比较集中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于1958年和1972年开展了两次较大规模采、种、制、学、认、用中草药的群众活动。道真县兴办农村合作医疗，实行“四自”（自采、自养、自种、自制中草药、推行“三新”（新医、新药、新医疗法、坚持走“一根针、一把草”的民族医药道路，使得仡佬医药得到发掘、整理和发展。在以上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全县合作医疗站共种植近800亩面积的中草药，除大宗地道中药材如黄连、党参、天麻、牛膝、白芷、川芎、大黄、贝母、郁金、砂仁、款冬花、连翘等以外，还有不少地方特色的仡佬族传统药材,共计约100多个品种。不少合作医疗站自制出“虎杖液”、“道真白药”、“赤土散”、“舒筋祛痛膏”等药品，在收集民族民间医药秘方、验方的基础上，县卫生局组织仡佬族医师，编印出《道真县中草药验方选编》。并组织大量医药卫生人员，对全县的民族医药作中草药资源普查，采集药物标本154科，330属，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计1000多种。大宗常用药品种蕴藏量115万公斤，初步摸清了全县大宗药品种的资源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民委在1982年和1983年先后发出〈关于调查民族医药的通知》和〈关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的意见〉两个重要文件，把发展民族医药提高到“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是执行国家大法的问题，是提高民族自尊心，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边防，都有积极意义”的高度，于是，在全省范围内，许多的民族卫生所、民族医院及民族医药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全省许多个仡佬族村寨，特别是民族乡以及仡佬族和其他民族共居的民族乡，大多都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医药诊所或医院，仡佬族医药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