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枪炮声，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布依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晚于沿海和交通便利的地区。

布依族地区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形成，主要由于法国传教势力侵入后，而逐步形成的。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化，改变了布依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入侵,打破了布依族田园式的小农经济，也加快了经济的商品化，大量艾粉、桐油、天麻、杜仲、吴茱萸等药材远销海内外，促进了药材作为商品向外输出，使布依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关岭县志》记载:木、草、花、果、兽等商品性药物约二百多种，不少布依族同胞，常常走出家乡，到贵阳、安顺、云南、广西、广东、四川、重庆等地行医卖药。

同时，西方国家的西医理论和西药也源源不断进入布依族地区，对布依族自身的医药理论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布依族交通便利较为发达的地区，由于受到中医药和西医的影响，布依族民间医师更多的接受了外来医药，久而久之，在治疗疾病,运用布依族医药的同时，也采用了不少中医药、西医治疗方法。但在布依族较为偏僻的地方,受到中医药、西医的影响较少。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观察、学习和摸索中，布依族医生积累了不少的民间医药知识。布依族地处高山河谷，常受毐蛇侵扰，布依族医师就用癞蛤蟆（两尺），研碎兑淘米水外涂患处治毒蛇咬伤；外出劳动，常失足造成骨折等伤，就用爬岩姜、大血藤、接骨丹等配伍,研碎外敷于骨折处治疗骨折；用见血飞适量于口内嚼碎或刀口药适量捶碎直接敷于患处，治外伤或刀伤出血，等等。根据生活中的实际需要,采用单方或复方,来治疗各种疾病。布依族先民充分利用大自然中的动、植、矿物资源,不拘于形式,充分合理地加以运用，随处采集，随时使用,用药以新鲜的草药为主,经过简单加工即成，方便灵活,使布依族医药能长期根置于人民群众中，为大众所接受。

在“病”、“症”的成因方面，布依族医师通过观察总结,认为病从口入，不注意饮食卫生,“吃五谷，生百病”，季节、气候的变换亦会使人生病，再加上意外伤害等，都会给各种疾忠造成入侵人体之机,因此总结出病因有内因、外因、不内外因。根据疾病在人体表现出来的状况，加上自己的形象语言，把疾病分为"六癀六疔”、“一百单八症”，如巴骨癀、帘骨癀、锁骨癀、飞疔、鱼鳅症、老蛇缠腰症等。通过对病人施以望色、号脉、问诊等诊断方法，弄清病人的病因病机，从而对症下药，力求辨证施治。在医疗实践中，又创制了各种医疗方法，如刮痧、推拿、化水、挑筋、药浴等。总之,这一时期的布依族医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疗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我国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的优惠政策。1951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卫生工作会议;1956年，人民政府根据布依族人民的意愿，创立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布依文；1982年和1983年，卫生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出了《关于调查民族医药的通知》和《关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的意见》两个纲领性的文件;1984年,在北京召开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人民政府对民族医药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并认为民族医药工作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执行国家大法的问题，是提高民族自尊心、继承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增进民族团结，巩固边防，都有积极意义。这一切，为整理和抢救布依族医药遗产，为布依族医药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保证和广阔无限的生存环境。

布依族医药从起源至今，伴随着布依族人民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漫长的岁月，默默地承受了历史的考验。在远古时期，布依族先民在同自然环境、虫蛇猛兽斗争的过程中，经过反复实践，开创了布依族医药。布依族医药的问世，为布依族先民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但受到生产力和世界观的局限,认为万物皆有灵，人是操纵在神灵手中，因此崇拜鬼神，相信巫术，使巫医文化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深地影响着布依族先民，以至现在僻远的村寨仍有巫医为人治病。清“改土归流”后，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布依族逐渐走出大山，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学习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眼界开扩，对事物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髙。布依族医药中也融入了中医药、西医的精华，对先进医药文化的兼收并用，使布依族医药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的布依族村寨，布依族医生除了运用当地的草药给病人看病以外，也使用中西医方法及药物、器械。虽然如此,布依族医药在农村、在偏远地区，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本民族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巨大的贡献。

国家虽然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医药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但布依族医药中精华的东西,一直挖掘不到，研之不深。一些布依族医师思想保守，历有“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之说,大多靠师徒口传心授承接下来,这给挖掘、整理、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使布依族医药文化存在失传之虞，加紧对布依族医药的深入研究,迫在眉睫，刻不容级。